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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關于燕北遼西史前歷史的認識二

作者:未知

   摘 要:燕北遼西地區的考古發現,隨著考古類型學的不斷發展,通過考古工作者的長期不懈努力,于20世紀80年代終于確立了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紅山、富河、小河沿等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燕北遼西的史前歷史發展脈絡逐漸被揭示出來。燕北遼西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的確立和研究,為推進各門學科研究本地區人類文明演進及其關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燕北遼西;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史前歷史
   中圖分類號:K8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0)02-0008-05]
   紅山文化自20世紀50年代正式確名,作為燕北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類型為考古學界所共識,其分布范圍和存在年代也逐漸廓清。隨著考古類型學的發展和燕北遼西地區考古的不斷發現,至20世紀70年代后,不斷有新的考古類型從紅山文化中分離出來,至80年代燕北遼西地區考古文化譜系基本確立起來,本文以考古發現的時間先后,對燕北遼西地區各考古學文化類型予以梳理,以期理清燕北遼西史前歷史的發展脈絡。
   一、小河沿文化的確立與研究
   由于考古發現和認識上的局限,20世紀前期對于赤峰新石器時代文化基本上未做類型學上的劃分,梁思永1930年的調查,雖然注意到了文物出土的地層以及文物所包含的文化內容與時代的復雜性,但是并沒有進一步的研究。1938年濱田耕作、水野清一發表的《赤峰紅山后—熱河赤峰紅山后先史遺跡》把紅山后發掘的三個地點劃分為“赤峰第一期”和“赤峰第二期”,所謂“赤峰第一期”即以彩陶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而“赤峰第二期”則是青銅文化,也就是說濱田和水野只是解決了赤峰紅山后遺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兩種文化形態的類型劃分,但先后兩種文化形態的時間界限沒有交代,實際上燕北遼西新石器時代文化還不能做類型和時代的劃分。40年代,裴文中在研究了以往赤峰地區調查、發掘資料后,曾提出過“林西期”和“赤峰期”的觀點,可能由于材料的說服力不夠,在學術界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中期,尹達鑒于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獨特性,建議用“紅山文化”定名遼西區史前文化,人們開始注意考古文化類型的研究。1960年敖漢石羊石虎山墓葬中發現了有別于紅山文化類型的陶器,發掘者從陶器制作分析當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但又早于青銅時代文化,但僅此一例,還不能做類型學的區分。這種新因素到20世紀70年代又有新的發現,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敖漢旗小河沿發現了三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者注意到遺址出土物與此前在石羊石虎山出土物中的一些陶器非常接近,于是開始正式進行類型學研究,使用“小河沿類型”這一概念。之后發現的翁牛特旗大南溝墓葬群則稱之為“后紅山文化”,80年代以后又陸續發現了克旗上店遺址、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等,隨著“小河沿類型”遺存的不斷增多,小河沿文化在70年代末80年代為學術界共識,小河沿文化正是確立。至此,遼西區史前新石器時代又多了一個新類型,20世紀20年代安特生發現的錦西砂鍋屯遺址最初被認為是仰韶文化類型,后來又被中國考古學界劃入紅山文化系統中,直到80年代,才正式找到了錦西砂鍋屯洞穴遺址的類型歸屬,屬于小河沿文化類型。21世紀以來學者對于小河沿文化類型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趙賓福、張星德、索少芬、李少兵等均有專題論文發表,從小河沿文化的分布、特征、年代、分期,到小河沿文化的源流都有重點研究,而小河沿文化的陶器、葬俗、陶文符號等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富河文化的確立與研究
   1960年至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巴林左旗先后調查、發掘了富河溝門遺址、南楊家營子遺址和金龜山遺址。發掘結果以《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發表。發掘者認為富河溝門遺址出土的器物群,有別于紅山文化的陶器、石器,應屬于遼西地區新發現的一類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存,并使用了富河類型這一概念。1979年劉觀民、徐光冀對富河遺址和金龜山遺址出現的新的文化因素,通過與紅山文化特征的認真比對,提出了“富河文化類型”的主張,并認為富河文化類型晚于紅山文化。在年代問題上佟柱臣的主張與劉、徐的觀點大體相同。蘇秉琦先生較早的注意到了“富河文化類型”,認為“紅山文化與富河文化的交錯地帶在老哈河和西拉木倫河一帶,這兩種文化在這一帶有早晚之分,但從分布來說,紅山文化向西南延伸,富河文化則向東北方向延伸。但是,真正足以代表紅山、富河兩種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早期或其原始階段的遺址是什么樣子,還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予以回答。”1984年徐光冀發表《富河文化的發現與研究》一文,較全面地論證了富河文化的類型特征、年代等問題,從而使這一新的文化類型逐漸為學術界所接受。但是,這種新的文化類型僅發現于烏爾吉木倫河狹小的區域內,而且也只發現幾處,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太多關注,90年代以后,隨著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的發現,以及富河文化的繼續發現,使文化類型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化,“富河文化類型”又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主要集中于文化類型的比較和年代方面,專門文章有朱延平的《富河文化的若干問題》,劉國祥的《富河文化及相關問題研究》和《興隆洼文化與富河文化比較研究》,趙賓福等的《富河文化與趙寶溝文化的地方類型》,李婉瑛等的《關于富河文化的幾個問題》等。在研究東北地區新石器的論著中涉及富河文化的不下數十篇之多。
   三、興隆洼文化的確立與研究
   1980年巴林右旗那斯臺調查時發現有別于紅山文化的新因素,便引起考古學家的主意。1982年在敖漢旗興隆洼又進一步發現了那斯臺的新文化因素。1983年對興隆洼進行發掘,獲得了豐富的資料,為興隆洼文化的定名奠定了基礎。發掘者認為“興隆洼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既有特征鮮明的器物群,有一定的分布面,又有一定的存在時期,具備了考古學文化定名的基本條件,可稱作興隆洼文化”,從1983年至1992年,興隆洼遺址共進行了5次不同規模的發掘,已發現房址120多座、室內墓葬11座、灰坑或窖穴近200座。出土了一批典型的陶、石、骨、蚌器,基本搞清了興隆洼文化的內涵。在1985年發表的簡報中正式提出興隆洼文化的命名。興隆洼文化類型獲得了考古學界的共識。隨著越來越多的興隆洼文化類型遺址的發現,學者對興隆洼文化的分布、年代、聚落、農牧業和手工業發展情況展開了廣泛的討論。關于興隆洼文化的類型、年代、分期、聚落等問題,有楊虎的《試論興隆洼文化及其相關問題》,劉國祥的《興隆洼文化聚落形態初探》和《興隆洼文化與富河文化比較研究》,趙賓福的《興隆洼文化的類型、分期與聚落結構研究》,索秀芬、李少兵的《興隆洼文化聚落形態》和《興隆洼文化的分期與年代》等等。關于興隆洼文化經濟形態問題,有王小慶的《興隆洼與趙寶溝遺址出土細石葉微痕研究——兼論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生業形態》,李新偉的《地理信息系統支持的興隆洼文化手工業生產專業化研究》,羅運兵的《大甸子遺址中豬的飼養和儀式使用》。其他研究興隆洼文化的有陳星燦的《史前居室葬俗研究》,楊虎、劉國祥的《興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關問題探討》,劉國祥的《興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再認識》,葉舒憲的《中國玉器起源的神話學分析——以興隆洼文化玉玦為例》等,不一而足。    四、趙寶溝文化的確立與研究
   20世紀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敖漢旗相繼發現了趙寶溝和小山兩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采集到一些以壓劃幾何紋為主要特征的夾砂黃褐陶和夾細砂黑陶標本,其文化特征不同于已知的考古學文化。蘇秉琦先生在觀察和研究了采集的標本以后,予以關注,并稱這類遺存為“趙寶溝類型”。他認為對這種遺存要做發掘工作以取得確切的地層關系,搞清遺存的文化內涵。1984—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對小山遺址作了發掘。發掘房址2座,出土較豐富的陶、石器。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劉晉祥率隊發掘赤峰市敖漢旗趙寶溝遺址。該遺址發現半地穴式房址80余座,清理了17座,灰坑5個,石頭堆遺跡1處。出土豐富的陶、石、骨器,獲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遺物,特別是陶器表面多種多樣的幾何形紋飾獨具特色。1997年出版了1986年度發掘報告。該報告對于研究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探討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考古學文化譜系,以及對陶器紋飾所反映相關問題的認識,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趙寶溝遺址因文化性質單純,文化內涵豐富而成為趙寶溝文化的命名地,之后發表的《內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號遺址發掘簡報》中首次提出了“趙寶溝類型”的考古學概念。隨著西遼河地區“趙寶溝類型”的不斷發現,趙寶溝文化逐漸被學術界所共識,并對這一文化類型展開進一步的研究。綜合性研究的有索秀芬、李少兵的《試論趙寶溝文化》,董新林的《趙寶溝文化研究》,劉國祥的《關于趙寶溝文化的幾個問題》,席永杰、滕海建的《趙寶溝文化研究述論》等文章,對趙寶溝文化的特征、分布、年代、源流等都做了一定的探討。關于趙寶溝聚落問題的有劉國祥的《趙寶溝文化聚落形態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陳淑卿的《趙寶溝聚落結構的微觀考察》,趙賓福的《趙寶溝文化的聚落形態問題》等,對趙寶溝文化聚落布局、結構以及聚落形態進行了較細致的分析。關于趙寶溝的年代、分期以及原流問題,有趙賓福的《趙寶溝文化分期與源流》,孫宇航的《趙寶溝文化陶器分期及淵源研究》對趙寶溝文化陶器特征、類型、分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運用比較的方法對趙寶溝文化的源流作了較深入地探討。關于趙寶溝文化的經濟問題,有劉晉祥、董新林的《淺論趙寶溝文化的農業經濟》。劉國祥的《趙寶溝文化經濟形態及其相關問題》等,均從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入手,對趙寶溝文化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況進行了分析。趙寶溝文化陶器靈動的動物紋飾則成為學術界探討史前人類精神世界的主要資料而展開討論,并與中華文明起源聯系起來。
   五、小河西文化的確立與研究
   雖然小河西文化是遼西地區目前最早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但是人們對小河西文化的認識要晚于其他幾種文化類型。從敖漢旗小河西遺址被調查和發掘,考古學者認為它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類型,到大新井子、榆樹山、西梁等相同類型遺址的陸續發現,小河西文化才逐步從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史前遺存中分離出來,確立了小河西文化。小河西文化由于分布的范圍比較小,發現、發掘的遺址也較少,因此目前研究的論著相對較少。主要有索秀芬、李少兵的《小河西文化初論》《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態》,趙賓福等的《小河西文化檢析》,烏蘭的《西遼河地區小河西文化聚落的微觀分析》等數篇以討論小河西文化命名、文化內涵、特征、年代以及聚落問題的文章。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學界基本形成燕北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的認識,并從整體上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關于各期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楊虎的《遼西地區新石器—銅石并用時代考古文化序列與分期》,最為系統的是幾篇博士論文,如陳國慶的《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對遼西地區的“每一個考古文化的重要遺存進行分析和研究,以有層位的遺存為分期的切入點,進而對整個考古文化進行分期,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本地區新石器時代諸考古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并以此構建本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時空框架和譜系關系”。杜戰偉的《中國東北南部地區新石器文化的時空框架與譜系格局的研究》之第二章《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編年研究》,對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分別進行了界定、分期以及年代的判斷,在此基礎上構建了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的時空框架與譜系格局。如今,燕北遼西地區史前文化的分區與分期、類型劃分等基礎性研究仍在不斷地被充實,史前原始宗教面貌、地位及作用研究、史前文化與古史傳說相印證等研究仍在努力探索中,全面復原燕北遼西地區史前社會仍在繼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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